【主讲人简介】
张颐武，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二战以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变，后冷战时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以及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深刻突显着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下的文化问题：不同的意识形态产生不同的文化认同，全球的资本流动、人口流动，消费文化的影响以及信息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激变。针对当前这一社会、文化形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教授向我校师生阐释了“全球时代下中国的文化问题”这一重大论题。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转变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与西方、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到2010年上海的世博会，都可看出近几年的中国善于用一种宏大的仪式来树立起中国在西方、在世界的“新新中国”的形象。
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微妙变化从两首歌中便能淋漓尽致的体现。17年前，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歌词中唱到：“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象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描绘了中国倾心追逐西方的强烈愿望和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一种单方面的情感倾诉。17年后，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同样由刘欢所演唱的歌曲——《我和你》，“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歌词传达了中国已经积极地融入世界，与世界“心连心”的情感意义。而世界也已开始关注中国，不远万里，“千里行，相会在北京”。由此可见，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都在发生着巨大转变。
中国在全球想象中的位置
我们在全球位置的改变也正反映着一个有关我们自己的想象的生成问题。过去，我们和世界之间是一种痛苦而焦虑的“本土或全球”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如今，似乎正被“本土即全球”的新的文化形象和想象所替代，不再具有那种二元对立的特质，反而出现了新的混杂的生成。2004年贾樟柯拍摄的电影《世界》正是反映了本土与世界的复杂关系。这里的“世界”，一面是一个“全球”的概念，一面是一个模拟世界建筑的“游乐场”。《世界》既是对“世界”的模仿，又是通过这种模仿创造了另一个新的世界。看起来，这里的一切仍和过去“中心”相对“边缘”的结构相差不远，但其实还意味着一种新的力量的崛起，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开启。“中心”不再仅仅指向巴黎、纽约，而是不可思议地存在北京。一切显得含混不清，世界公园将巴黎和纽约变成了中国“内部”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可能超越或忽略这些“内部”的世界的存在，而同时中国通过这样的景观也将自己变成了世界真实的“内部”。“世界”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无可争议地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对“中国与世界”的固定想象和确定位置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个《世界》的故事里所包含的正是一个中国的“新世纪文化”的新的空间存在。
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形象已经渐渐得到世界的认同。80年代，中国画家罗中立所创作的油画《父亲》，透出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力。画中人物开裂的嘴唇、满脸的皱纹以及手中粗劣的碗等写实地描绘了全中国劳动人民的父亲形象。90年代，《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为希望工程所拍摄“大眼睛”苏明娟的影像。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的“China’ century”的特刊中，选取了年轻、漂亮、充满自信活力的章子怡作为中国形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开始，经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中国的发展成了新一波全球化中最大的决定性要素。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已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也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所构成的“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两个进程，已经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完成。中国已经展现了作为“新新中国”的新形象。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击与挑战
中国文化在面临着全球化流动传播的同时，也受到冲击。首先是消费主义带来的文化转变。伴随着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进程，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了转变，为服务和文化消费花钱的观念开始逐步形成。一方面是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对服务和文化消费的意识相对较强。所谓“80后”、“90后”的消费者通过电子游戏感受了虚拟文化的消费魅力，他们更重视感性的消费满足，重视体验和服务所带来的经验；另一方面，中等收入人群的迅速扩大。随着全球经验的增加，以及服务独特性感受的增加，中等收入人群也有了对于服务消费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消费者观念转变的临界点已经来临，他们开始接受消费文化所带来的转变。其次是大众文化的兴起，80年代后各种影视剧的兴起，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少年文化迅速崛起，还有“超女”现象异常火爆等，这些都是大众文化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所显现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在揭示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价值判断的同时，也凭其怪异性、复杂性和传播性的特点给中国当下的文化生态提供多方面的想像空间。最后是精英文化受到冲击。“草根文化”、“山寨PK”等充满反叛意识、流行文化的话语逐渐充斥着受众的视野。互联网时代超越了原阶层社群的划分，由于公共事件的舆论激发，如房子、蚁族等社会公共问题，很容易出现借助网络来显示自我存在的人，他们的“群体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却可以借助网络成为话语权的“主宰”。因此，以“草根”阶层为代表的网民主导的“草根文学”、“边缘文化”等都对精英文化带来了新挑战。
不过，在经济发展、网络信息发达的今天，传统的创造性也发生转化。我们迎接挑战的同时，也注入了新的思维。就像现在网络小说的盛行，还有青少年作家的涌现，各种影视作品如《英雄》、《无极》等，它们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更趋向于与全球化的同步性。“对外要有魅力，对内要和谐！这样才经历从全球化到本土化的过程！”中华文化的普遍性价值就会逐步体现出来。可谓“旧邦新命”，托古创新，回应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挑战。
“软实力”的提升和建设
所谓“软实力”建设，既要告诉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又要告诉世界中国人30年改革开放奋斗的艰辛和成果，以及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一起为人类的公平和理想而奋斗的历史。现在，我们面临很多文化上的难题，一些中华文化的普遍价值，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知。大众文化的竞争力，还远远没有和经济增长相适应。最近，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又提到了有关“巧实力”的运用，我们也要注意“硬实力”和“软实力”相互整合的“巧实力”的运用：我们需要把捍卫基本价值的坚定性和适应时代潮流的灵活性相结合，把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和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清醒认识相结合，把高端的精神价值和大众文化的活力相结合。在当前世界大变动的格局中，中华文化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善”、“仁”的理念将会发挥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做到文化自觉，发挥文化的力量。对外创造一个魅力的中国，对内创造一个和谐的中国。
将“新新中国”的认同和对全球化认同的新结合，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转变为“全球本土化”，把全球的东西和我们本土的东西完美地结合起来，创造一种全新的、多样的、有活力的大众文化。
最后，我们始终坚信：世界等待中国融入，而今天的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校报记者 赵亚平 根据讲座内容整理）
